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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冠疫情最终结局是什么?权威专家:病毒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”

   战 “疫” 已至中场,如今要拼的是战略和战术。麻烦的是,敌情并不明朗,人类还在折损。唯一能判断的是,鉴于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强,我们无法闪电战取胜。 胜利终究是人类的。我们已经掌握了病毒的诸多规律,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,随着病毒的多代传播,其毒性会越来越弱。这是因其进化本质决定的,那些毒性更强的毒株会随着宿主人类的死去而消失,留下来的是毒性更弱的毒株。 当然,这也是病毒进化而来的优势,只有毒性减弱,它才能得到更多的宿主,才能长期繁衍下去。这也是大多数病毒的结局。 迄今人类真正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,它也是人类唯一消灭的疾病。那么新冠病毒的结局会是什么?它最终会被人类消灭,还是像流感病毒那样长期与人类共存,从而成为一种传染病,甚至是全球流行病?国内的疫情下一步会怎样? 图 | 面对未知病毒,人们更多是恐慌。 DeepTech 邀请了多位学者谈谈他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。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(Cowling, Benjamin Joh),传染病学家、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徐福洁,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,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,美国佐治亚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陈茁。 问题 1:新冠病毒感染会成为全球流行病吗? 高本恩:我们仍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,但事实证明这很困难。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其传播,那么至少在我们开发出疫苗之前,它就会成为流行病。 可以预期,随着病毒适应人类,感染的严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。如果这种病毒像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一样能导致类似流感疾病的话,那也不足为奇。 通常情况下,开发有效的疫苗需要很多年。即使紧急情况加速开发,也需要长达 12 个月的时间。 徐福洁:这是概率问题,得力的防控措施会降低这个概率,所以可能性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防控措施决定的。这个概率是动态的,中国起始防治不力,但是后期发力,克服更多困难,但是控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。 药物的作用可能是立竿见影的,一方面通过集中力量,研发出重磅的抗病毒药或者抗体物,可以解决信心和恐惧问题。另一方面,小的进步如通过临床数据分享和分析、及时优化,也可以减少病人死亡数量,但问题是如何形成共享和合力,中国和国际上能不能做到。疫苗研发是长期的,其作用要看未来疫情走势,但同样互助合力可以缩短疫苗研发时间。 黄严忠:在传播若干代后,病毒毒性就会逐步减弱。比如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,自当年 4 月份开始传播,到 2010 年 8 月 1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H1N1 甲型流感大流行已经结束。考虑到病毒的流行时间较短,而且死亡率不高,这是一个比较”理想”的状况。 如果是变成一个类似季节性流感那样的传染病,那就是说人类将与它共存了,我们会对其特性和风险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。届时疫苗也会开发出来,所以大家就不用特别担心。 至于新冠病毒感染会不会成为全球流行病,现在判断的时机还不成熟。目前基本上主要威胁中国。 世界卫生组织有 “全球健康安全” 的概念,如今指的是急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并且对多个国家构成威胁。这个定义将现在中美两国都有的流感与目前新冠病毒区分开来。后者才是全球健康安全关心的范畴,尽管死亡人数比流感少很多。 杨功焕:SARS 病毒有 10 多年没有出现了,但你也不能说就是被消灭了,因为事实上我们对 SARS 病毒为什么会消失还不是很清楚,所以现在要给出一个很准确的说法,还很难说。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了解的还很少。有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,可能没有发病,我们也没有察觉。如果很多人产生了保护性抗体,那么即使有感染,它不一定会发病。如果这种情况比例比较多,它就不会有那么恐怖。 对病毒的研究,有利于开发出疫苗,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跟它处于长期共存的状态。 从大的框架来看,人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,因为病毒不可能消灭。我们唯一消灭了的只有天花,所以如何规范人的行为就很重要。 问题 2: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将来华帮忙,你希望他们能起到哪些作用? 杨功焕:抗击新冠病毒肺炎需要集全球之力。世界卫生组织集结全球的专家来华,可望在各个层面如科学、流行病、诊断检测、临床治疗都有助于我们的防治工作。 黄严忠:如今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,这是非常棘手一个问题。所以我建议世界卫生组织不仅仅要派公共卫生官员、医生、流行病学家,还要派病毒学家来。特别是现在一些人质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时候,更需要澄清真相。 除此之外,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可以第一手知道现在疫情进展,评估防疫措施的有效性,以及评估现有应对策略需不需要调整。 图 | 一名疑似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肺部的 CT 影像。 问题 3:世界卫生组织专家、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流行病专家戴维 · 海曼(David Heymann)教授说,能不能遏止疫情蔓延,主要看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实力。你怎么看? 徐福洁:手段上和管理上,就是选择有效适宜的措施,管理上是落实这些措施,要落实到合理的地方、合理的人和合理的时间。 我同意海曼的说法,但是特别强大的传染病击垮一个地区的应对能力也可以理解,毕竟我们防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,还有 500 年一遇的大洪水,类似堤坝承受能力的问题。 陈茁:我同意海曼教授的说法。国家综合实力、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也是遏止疫情蔓延的重要因素。武汉封城恐怕是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,很少国家能做到。 黄严忠: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公共卫生跟 SARS 的时候比确实有了比较大的进步,特别是公共卫生均等化,国家在这方面投入比以前多了很多,硬件设施基本上也做了不少。中国在 2014 年对照《国际卫生条例》进行 “核心监测与反应能力” 评估,已满足 90% 以上指标,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达到这个要求。所以你可以想象,有些紧急应变能力缺乏的国家遇到这样的疫情会是何等情形。 但这不仅涉及硬件设施,还有人和制度的问题,即怎么来运作这个系统。有时候遇到一个疫情你不往上报,有这个系统也没用,是吧?这也是公共卫生实力的一部分。 另外一个方面,这样的一个疾病爆发,特别是到了 1 月 23 日武汉决定 “封城” 的时候,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大的危机了,就是说武汉现有的公共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处理了。 所以就实力而言的话,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应对处理这么大的危机,也就是我们说的危机管控的能力,把资源快速整合来应对危机的能力。 2009 年 H1N1 疫情和 2013 年 H7N9 疫情似乎给了我们一种假象,好像中国真的可以掌控这些疫情了。这次新冠疫情则暴露了应急反应机制的脆弱。 此次危机结束之后如何来补齐短板,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 我也建议过仿照美国疾控中心设立公共卫生部队,后来被有些阴谋论者讲成用来对付别国的生物武器或基因武器,这是一个误区。 问题 4:中国是不是对新冠病毒疫情过度反应了? 高本恩:我们仍需有关感染严重程度的信息,因为我们知道某些感染症状可能非常轻微,而另一些感染则可能是致命的。目前可获得的证据表明,平均而言,冠状病毒感染比流感病毒感染严重得多。因此,我们应努力来控制其传播。 问题 5:一些人看好新加坡的做法,认为应该着重于救治重症患者,围追堵截的策略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难以承受的。如何因地制宜去往下走? 陈茁:目前对新冠肺炎的了解还有一些不确定性。如果治愈率真的能接近流感的量级,或许我们可以调整策略,不然经济成本太大了。 黄严忠:我觉得新加坡做法是比较明智的。因为它实际上是吸取了 2009 年的教训,那时候欧美基本上都听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,及时调整了策略,也就是止损或者是减降低损失的策略。 当然要因地制宜。对于中国而言,目前还是要执行围堵策略。同时要继续跟踪新冠病毒病死率、每天的新增病例,审时度势,及时作出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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